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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1-11-10  


  原标题:10岁成婚,38岁牺牲留下5位子女,李大钊身旁有个大他6岁的“姐”

  1899年,中国北方沿海乡村,这里距离渤海只有十几里地,一户人家的院子里,正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。新郎只有10岁,这在旧社会也没有什么好奇的,但新娘却比他大了整整6岁。

  他是一个苦命的孩子。父亲李任荣,本是个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,孰料不到22岁就被疾病夺去生命,他还没出生,就和父亲阴阳相隔,成了“墓生儿”。

  母亲周氏比父亲大两岁,秀丽端庄,十分贤惠,一心扶持着自己心爱的男人读书,盼望他早日金榜题名。丈夫生病时,她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,谁知道天妒英才,药饵无功,“小丈夫”竟丢下她和肚子里的孩子,撒手人寰。

  母亲伤痛欲绝,以泪洗面,若不是肚子里有她和丈夫的牵挂寄托,她真的想随夫而去。孩子平安生下来了,可没等到孩子长大,这个年轻的母亲还是走了,猝然而死,去了另一个世界,和丈夫重逢。

  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到一岁半便成了孤儿。才失好儿,又丢贤媳,伤心的爷爷李如珍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,视这个来之不易的独孙子为命,给他取了个乳名“憨头”。将饭菜嚼烂一口一口喂孙子,晚上让孙子含着自己的胖乳头入睡。村里人都说他是爷爷的奶喂大的。

  爷爷是个知书达理、阅历颇深的生意人,4岁便将宝贝孙子送进了学堂,希望孙子能够完成他父亲未了的“事业”,考取功名,光宗耀祖。9岁时,教书的先生怕自己耽搁了这颗好苗子,便让他到专馆续读。

  孩子慢慢大了,爷爷却越老越老了,他已经73岁了,比爷爷大4岁的奶奶原本身体就不好,照顾自己都困难。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”,爷爷李如珍不得不为孙子早点铺下后路,否则,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没了,孩子可咋办?

  同村富户人家赵文隆有个漂亮女儿叫“小翠”,小翠看着“憨头”长大,既喜欢又心疼这个小弟弟,有心过来帮这个不容易的老爷爷挑挑担子。这样的好事,李如珍老人高兴坏了,立即上门提亲,并希望趁自己还硬朗早点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。

  这也就有了开头这一场特别的婚礼。这小小少年就是电影《革命者》中的主角李大钊,比她大6岁的媳妇“小翠”就是电影中李大钊一生中唯一的妻子赵纫兰,那个村子就是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。

  尽管在《革命者》中赵纫兰没出现几次,但她每一次出现对丈夫都是支持、鼓励和默默付出。在夫妻生活中,赵纫兰叫李大钊的乳名“憨头”,李大钊喊比她大6岁的妻子“姐”。就是这样一个“姐姐”,从此成了李大钊生活上的“包办”,事业上的助手。外人说她是保姆,李大钊却说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  赵纫兰的加入让李家有了生机,更给李大钊继续学业提供了有力的后援支撑。从此,16的翠儿成了顶梁柱,她挑起了家中重担,操持家务,照顾两位老人,让小丈夫继续背着书包上学堂,走进永平府中学堂。

  好在爷爷多年经营,家中还有些家底,生活上过得倒也不是很苦,但这些随着爷爷的离世一切都变了样。

  1906年初秋,正在卢龙学堂上学的李大钊收到了家中急信——“爷爷病危!”他匆匆奔回老家。一进庄,就哭,一直哭到爷爷床前。看着床上病重的爷爷,李大钊紧紧地抱着爷爷,此后几天一步不离地守在老人家身边。

  爷爷已经80岁了(虚岁),那是他的归途,尽管不舍可爱的孙子,但他没法抗拒。临终前,老人一手拉着孙子,一手拉着孙媳妇,老人告诉赵纫兰,自己“死后不要大发送,剩下的钱,继续让他读书,一定不能把书扔掉!”

  这一年,李大钊17岁,妻子赵纫兰23岁。李如珍对于李大钊来说,是爷爷,也是父亲,更是母亲。这样一位恩重如山的亲人离去,李大钊哭得死去活来,痛不欲生。“姐”同样的伤心,但她告诉丈夫,“日子还得过下去,有我,这个家散不了!”

  安葬好爷爷,家中老底子在“三姑姑”的闹腾下差不多见底了。赵纫兰看着伤痛而又有些无助的丈夫,她找来娘家人,帮助自己重整李家家业,狠心将丈夫“赶”出家门,坚定地对他说:“记住爷爷的话,继续读书,家中有我。”

  1907年,成熟起来的李大钊决心要走出去,学习更多的东西,接触更先进的思想。又是一个秋天,赵纫兰收拾好丈夫的行李,送走了丈夫。临别,她没有把眼泪留给丈夫,从她的眼里李大钊读到的是放心和希望,支持和信任。

  几十里水路到滦州,又从滦州乘火车抵达天津。李大钊这次走得更远,他进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,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,也掀开了他人生道路上新的一页。而这背后,一直都站着一个了不起的“妻姐”赵纫兰。

  当年那个10岁孩童已经长大了,一晃他们结婚上十载了,尽管聚少离多,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的感情。就在1909年,20岁的李大钊当上了父亲,他们的大儿子李葆华出生,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

  在电影《革命者》开头,李大钊牺牲50多年后,儿子李葆华挖出当年埋藏地下的墓碑时,暴雨倾盆,流过新描写的碑文,就像烈士的鲜血一般奔流而下。一块墓碑寄托了儿女的悲思,见证了李大钊无畏的一生。

  镜头中,风雨飘摇,李先生、李夫人两座坟墓相拥一起,不禁让人想起他们生前患难与共、不离不弃的真情实感。

  赵纫兰没有因为自己有了孩子,而将丈夫留在身边;李大钊也明白,只有自己不懈努力向上向前才是对妻子和爷爷最好的交代。就这样,妻子带着儿子继续撑起一个家,丈夫背起书包重返学校。

  对于赵纫兰来说,这是非常艰苦的岁月。她不仅要一个人照顾才出生的孩子,还得爬起来照顾这个家,让丈夫的学业能够继续下去,让丈夫不为家里的事情心生不安。

  这算不了什么。1911年,儿子李葆华刚满两岁,女儿李星华也跟着来“凑热闹”。一位母亲,一个新生女儿,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,赵纫兰白天劳累,夜晚常常被两个孩子折腾到天亮。

  她还得想方设法维持生计,为丈夫攒够学习费用。一个女人,这样的日子何其艰难,但赵纫兰从来不会在丈夫面前说起。哪怕是找娘家借,偷偷卖掉自己的嫁妆,她都不会让丈夫“混”不下去,更不会让他看到自己“快要撑不下去”的一面。

  6年!赵纫兰没有一句怨言,没有一丝责备,一个柔弱的肩膀硬是撑起了这个家,带大了两个孩子,供出了一个学业有成的丈夫。而且,赵纫兰觉得从前那个“学霸”般的丈夫变了,变得更忙,更高深。

  丈夫说的、做的、想的,尽管赵纫兰有时不懂,但她相信丈夫,相信她养大的“憨头”所走的路所做的事一定是对的、值得的,她从来没有过怀疑、犹豫和反对。每一次丈夫回来,她都是笑容以对,家里也是其乐融融。

  1913年7月,李大钊走出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,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来到了人间。此时的李大钊就像妻子眼中看到的一样,已经是“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”,但路在何方他也找不到答案,他又有了决定。

  1913年,依然是个深秋。月圆之夜,三个孩子都睡下,回到家中的李大钊告诉赵纫兰,自己又要出远门了,这一次要去的是日本,更远。赵纫兰压根就不知道日本有多远,但听说是国外还是有些惊讶。

  愣了一会儿,赵纫兰缓过神来,又变成了坚定的支持派,她问丈夫需要准备多少路费。看着三个熟睡的孩子,看着眼前这般支持自己的“妻姐”,想到自己这一走不知何日归来,李大钊心中满是愧疚,不禁落下眼泪。

  赵纫兰为自己心爱的“憨头”擦干眼泪,对他说:“有姐在,你就放心出去,我会照顾好孩子和家的。”

  丈夫这次走得更远,穷家富路,她不能苦着“憨头”。第二天,赵纫兰瞒着丈夫四处筹借,卖掉了剩下的那点首饰。那个冬天,赵纫兰为李大钊整理好行装,将想尽办法筹措来的路费交给他,目送丈夫消失在出村的那条小路上。

  才过六年,又是三载,三个孩子一个妈,这样的日子对于赵纫兰而言真的是苦不堪言。孩子大的才4岁,小的才几个月,她既是家中唯一劳动力,还是喂奶的母亲;她既要让家里有饭吃,还得照顾孩子们没病没痛。

  就在李大钊远渡日本的第二年,一场疾病,不满周岁的小儿子离开了人世。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,都是她和丈夫的宝贝。赵纫兰悲痛万分,觉得自己没能照顾好孩子,对不起逝去的儿子,对不起丈夫。此后,她对儿子李葆华和女儿李星华照顾得更为细致,生怕有一点闪失。

  三年时光说短还长,夫妻隔洋相望,这般滋味怎一个相思了得。1916年中秋,从日本归来,在上海创办《民彝》、赴北京创办《晨钟报》,忙碌一圈后的李大钊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大黑坨。

  从京城带回最好吃的月饼,在昌黎火车站下车买了最好的水果,这个家过上了一个快快乐乐的中秋节。儿子葆华7岁、女儿星华5岁了,面对这骤然而至的父亲,都不认识他了,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。李大钊并不心寒,而是深深地心疼与自责。

  县城读书、天津求学、日本留洋,从来到李家,妻子为这个家承担得太多,付出太多。但“姐”给她的始终是笑脸和支持鼓励,这让李大钊心中更是不安,他决定多陪她们一段时间。

  可才过十天,在内务部供职的好友白坚武便来信催他尽快返回北京。已经黏上父亲的儿子和女儿不让他走,妻子的眼中也流露出不舍,李大钊的脚步真的挪不开,沉浸在这样平淡幸福的家庭生活中,真好!

  又留了丈夫上十天,刚过完重阳节,赵纫兰知道不能再把丈夫“扣”在身边、“拘”在家里,他是大鹏,天空才是他自由翱翔的地方,得让他去干他想干、该干的事情。这次,李大钊在家呆了二十多天,便又返回京城。

  回到北平的李大钊,立刻投入到创办《甲寅》日刊的紧张忙碌中,1917年春节他没能回家。算上旅日三年,李大钊接连四个春节都没能和家人团聚,赵纫兰真的很想念“憨头”,特别是在中秋一别之后,这种思念越加浓烈。

  这种思念中掺杂的更多是牵挂,因为她明白奔波在外的丈夫并不容易,甚至面临生命危险。原本就很是操劳的赵纫兰被牵挂和思念击垮,倒在病床上。

  从来都不知道啥叫大病,轻易不会躺下的赵纫兰这一病急坏了娘家的母亲和兄弟姐妹,赵纫兰的弟弟赵晓峰生怕姐姐有个好歹,立即写信给姐夫李大钊。

  得知消息,李大钊马不停蹄赶回家乡。摸着“姐”满是老茧的双手,看着她脸上已经开始有了皱纹,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,如今成了一个病榻上的乡村农妇,李大钊心酸不已。他请来郎中,一直伺候床前,为“姐”治病,陪“姐”说话。

  一直到赵纫兰完全康复,李大钊这才放心离开,重返“战场”。在赵纫兰心中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多病一阵子,多享受一下这种相依相伴的美好日子。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,这种想法只是瞬间的闪念,她依然“赶”走了丈夫。

  1918年1月,转眼又是春节临近,刚刚受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回家了。这是四年后又一个家人团聚的春节,这是一个幸福和期待着更加幸福的春节。

  李大钊为“姐”过了34岁生日,还跟她商量着要把全家人都带到京城,一家人在一起,不再这般相思牵挂地折磨着。看着妻儿们脸上期待的笑容和眼神,李大钊也憧憬着家的生活,他决定暑期就兑现自己的承诺。

  1918年暑假,赵纫兰带着儿女第一次离开了大黑坨,跟着丈夫走进了京城,从一个“乡村农妇”变成了“主任夫人”。但她没有给李大钊丢脸,待人诚恳,处世随和,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圈,深得“教授夫人”们的尊敬,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。

  赵纫兰操持着新家,李大钊在外面忙碌,一场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。此后的李大钊变得更忙,危险也随时伴随着他。赵纫兰有孕在身,李大钊不想让“姐”跟着自己担惊受怕,更不能连累她和孩子们,便在暑假时,带着妻儿们回了大黑坨。

  这个暑期,李大钊留在了家乡,在昌黎五峰山上完成了他的《马克思主义观》,也和家人渡过了一个假期。开学了,李大钊必须得返回学校,赵纫兰选择留在老家,生下孩子,不给丈夫“添乱”,让他安心工作。

  回到“岗位”上,李大钊迎回了亲密战友陈独秀,开始四处演说,在工人、学生、市民中广泛开展革命运动。1919年冬天,大雪节时分,家乡传来喜讯,二女儿出生。母女平安,寒冬里,李大钊心中却像那团革命的火一般,热腾腾地,便将女儿取名“炎华”。

  1920年2月,又到春节了。李大钊多么想回去看看还没见面的女儿,一家人过个年。当时陈独秀虽已出狱,但并没有脱离危险,李大钊必须先将他送到天津,去往上海。送别陈独秀,惦记着家人的李大钊从天津直奔乐亭老家,终于在小年前回到了家中。

  过完春节,刚回北京没多久,李大钊收到妻子来信:女儿炎华染上天花。照说,这不是赵纫兰的风格,一般的事情她能够独自扛下来,但是当年丈夫去日本,儿子夭折的噩梦一直都在她心头,她害怕再出点差错。李大钊也不敢耽搁,立即告假赶回家。

  两人守着女儿,好在有惊无险,天花过后,女儿安然无恙。李大钊安心地在家住了一段时间,直到过了清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其实,每一次回家,李大钊都想帮“姐”干点事,多陪陪她和孩子们,总是舍不得离开。

  这年7月,李大钊由图书馆主任改任教授,他的薪酬也由每月140元提高到了200元。初秋时分,赵纫兰带着孩子二度进京,住进了石驸马大街后宅三十五号。这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,如今成了北京李大钊故居纪念馆。

  二度入京,赵纫兰又变成了“教授夫人”,她和她的三十五号院依然是那么受欢迎。如今这个家越变越大,三个孩子,两个大人,向来大方的李大钊还得接济工友和学生们,虽说丈夫拿着高薪,但日子并不阔绰。

  三女儿李钟华、次子李光华相继降生,日子就过得更加紧巴。但这些难不倒赵纫兰,大黑坨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,这些算什么!她用农村过日子的办法来操持着这个家,哪怕是偷偷典卖衣服,也不会让丈夫为生活上的事情分心烦恼。

  就像电影《革命者》那样,每个来她家里的学生、同事都能吃到可口的东西,她甚至做好送到学校。不仅仅如此,对于丈夫的工作,赵纫兰也会积极伸手帮忙,召集人员,传递情报,负责警戒,只要她能干的,她都会抢着去做。

  中国成立,革命浪潮掀起,李大钊成为我党北方负责人,反动派开始将其视为眼中钉,但他依然是没日没夜地奔忙着。赵纫兰不仅担心他的安危,也担心着他的身体。

  1924年春,刚从广州开会回来没多久,李大钊的三女儿李钟华因患白喉夭折,又是一个早逝!赵纫兰没有责怪丈夫,而是痛恨自己没有守好儿女,伤心得近乎发疯了。而此时,敌人对丈夫已经由监视改为全面通缉,北京待不下去了。

  15岁的儿子李葆华带着父亲暂避五峰山韩文公祠;赵纫兰则带着李星华、李炎华、李光华回到了大黑坨。敌人追了过来,乡亲们支开了他们,一家人安全躲过敌人的追捕。

  赵纫兰想出面找丈夫的昔日好友白坚武,由他这个吴佩孚的红人出面解除通缉。但李大钊没有同意,跟她讲明道理。赵纫兰明白,丈夫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,她没有怯弱的理由,唯有坚强起来,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,让为革命走南闯北的丈夫没有丝毫后顾之忧。

  为了丈夫,为了不耽搁孩子们的学业,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,开学前,赵纫兰带着孩子们搬到西单附近的邱祖胡同。10月,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归来,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,革命形势好转,他回到北京迎接孙中山,一家人又团圆在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。

  不管在哪里,赵纫兰都没有给丈夫带来丝毫的负担,她始终尽心照顾着丈夫和这个家,并为丈夫带来了最小的儿子李欣华(1926年生)。即便是“三一八”惨案发生后,李大钊率领革命同志躲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,赵纫兰依然守着丈夫,管好这个家。

  直到1927年4月6日,张作霖派兵闯入苏联大使馆院内拘捕了李大钊,她和两个女儿陪着丈夫走进了监狱。

  1927年4月28日晚,赵纫兰和女儿被释放出狱,丈夫并没有一起回来,她不知道丈夫已经在当天被敌人杀害,冥冥中,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她心中。

  第二天一早,李大钊的舅舅手里拿着报纸,一路哭着回了家。报纸上赫然印着“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”。赵纫兰的精神世界崩塌了,几度晕厥,倒在床上。当时的报纸上描述了赵纫兰和孩子们的悲痛之情——

  令人痛心的是,李大钊牺牲后,敌人将其尸骨装在一口薄皮棺材里,寄放在宣武门外长椿寺内。好友白眉初、李采言、李凌斗等人不忍,卖了一副上好棺柩,重殓李大钊遗体,转寄妙光阁街浙寺。

  丈夫被他们杀害,剩下这个残破的家敌人依然不放过,派人监视,还频频受到流氓、打手的滋扰。组织上已将大儿子李葆华送到日本,好友李青峰便将她们一家护送回老家大黑坨村。

  这一年李大钊38岁,她的妻姐赵纫兰已经44岁了,长久以来的操劳和失去丈夫的沉重打击,让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差了很多。

  守着老家的房子,她的眼前总是会出现少年憨头、帅气丈夫的影子。可丈夫还没入土,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北京浙寺,叫她怎能过得好日子?

  懂事的大女儿李星华主动承担起家庭重担,帮助母亲一起维持着这个家,带着弟弟妹妹。转眼又是四年,再也不能这样熬下去了,1931年,赵纫兰让已经20岁的李星华带着弟妹返回北京复学。

  大黑坨村,孤苦伶仃的赵纫兰终日以泪洗面;北京,李星华带着弟妹,生活无法维持时,父亲昔日的朋友伸手援助,她自己勤工俭学、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,补贴生活费用;母亲牵挂着在外的儿女,女儿放心不下孤苦的母亲。

  1933年,李星华将母亲接到了北京。6年了,又回到熟悉的地方,赵纫兰的心更痛了,这里已经没有了丈夫活跃的身影,丈夫的棺椁在浙寺搁置了6年。此时的赵纫兰身体已经越来越差,她明白自己的日子不会有多久,必须在自己走前让丈夫入土为安。

  女儿带着母亲四处奔走,终于在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帮助下,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布置下,1933年4月23日,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在北京举行,停棺六年,李大钊先生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。

  悲病交加的赵纫兰只能坐在马车里,紧紧跟着丈夫的灵柩,看着成千上万的送行群众,看着人们的悲愤与激昂,赵纫兰泪雨滂沱,她一路哭喊着:“憨头,你看到了吗?人们没有忘记你,组织没有忘记你……”

  安葬好丈夫,孩子们也得到了组织上很好的照顾,赵纫兰已经了无牵挂,她只想去陪陪自己的“憨头”,告诉他没有白白牺牲,告诉他五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。

  1933年5月27日,丈夫李大钊入土才一个多月,赵纫兰逝世。在组织和亲友的帮助下,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,儿女们将母亲和父亲并排葬在万安公墓。

  这就是电影《革命者》开头的那一幕。而那块墓碑就是当时中共北方党组织送来的,但在当时残酷环境之下,这块珍贵的墓碑无法公开树立在李大钊墓前,只能伴随着李大钊烈士同眠地下。

  直到1983年,国家将李大钊和赵纫兰灵柩移葬在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内,这块掩埋半个世纪的墓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  这块墓碑见证着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,也见证着这对夫妻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家国情怀,这是一座革命丰碑,也是一座革命爱情的丰碑。

  文章参考文献:《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》《李大钊评传》《李大钊全集》《白坚武日记》《狱中自述》《少年中国》等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